陈定方：浮躁的中国人一半不读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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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的道路越来越宽，就像汽车上了高速公路，速度快了，顾及路两旁的风景就少了。

　　中国有一批这样的书商，好点子不多，坏点子不少

　　《普希金文集》在俄罗斯发行已超过1000万套，等于每5个家庭就有一套

　　读书要一只眼睛放在书内，一只眼睛放在书外

　　中华五千年历史就是一本书加一本书摞起来的历史，精华与糟粕俱在，怎样才能读到有益的东西，这就需要一种水平了

　　严肃与荒诞，神圣与卑鄙，中间有必然的联系吗？大多数人认为有。明路，暗径，大道，小路，旁门，左道，中间一定有一神经、有一血脉相连、相续、相传。其实，回头翻史书，再看眼前的大事小事，你会有一种断裂感和荒诞感。

　　我读到这样一个睿智而又暗含讥讽的智力题：马上要选举一名领袖，而你这一票很关键。下面是关于这三位候选人的一些事实：

　　候选人A：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，而且会咨询占星学家。他有婚外情，是一个老烟枪，每天喝8-10杯的马丁尼。

　　候选人B：他过去有两次被解雇的记录，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，大学时吸过鸦片，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夸脱的威士忌。

　　候选人C：他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，素食主义者，不抽烟，只偶尔喝一点啤酒。从未发生婚外情。请问你会选哪一个？大多数人会选择C。

　　答案：A.富兰克林·罗斯福；B.温斯顿·丘吉尔；C.亚道夫·希特勒。

　　你看完答案一定会有喘不过气的感觉。你选择了希特勒？！

　　我相信，俗人认为好的，未必好；俗人认为不好的，未必不好。世界就充满了这种矛盾和荒诞。人们习惯了沿着一条现成的大路走下去，哪怕它尘土飞扬，哪怕它陷阱如麻。习惯是我们人生的初乳，习惯也是我们人生的鸦片。


　　浮躁的中国人一半不读书

　　田炳信：新华社最近发了一条消息：两年一度的“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”发现，5年来中国人的读书率持续走低。2003年中国人的图书阅读率为51.7%，比1998年下降8.7%，其中城镇居民图书阅读率为69.6%，农村居民为45.3%，均比1998年有所下降。在基本不读书的人群中，选择没时间读书的人为50.6%；没时间读杂志的比例也在升高，占32.3%。

　　有过半的中国人基本不读书，这消息听着挺恐怖的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陈定方：任何事情怕深究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，我们已形成一个多元、精彩、动感、宽松的社会，仅从读书的角度看就有两大变化：一是可读的作品多了，阅读的兴奋点相对分散；二是阅读的方式更加方便，从书斋阅读走向马桶阅读，从文字阅读走向视觉阅读，从纸媒阅读走向网络阅读，从知识阅读走向娱乐阅读。阅读的道路越来越宽，就像汽车上了高速公路，速度快了，顾及路两旁的风景就少了。

　　田炳信：阅读的人多了躁气，少了静气，读书界把这称为“浅阅读”和“深阅读”。“浅阅读”是指眼球一扫就过去了，我称其为“知道分子”；“深阅读”的一类大多数是专业人士和怀有特殊目的、兴趣的人，他们可称作“知识分子”。

　　毛泽东当年有一句话：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，当年他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也处于信息最集中的一个点上，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特殊的时空感。随着资讯大爆炸时代的到来，现代人接收信息的速度和总量都超过了当年的毛泽东，但这个量一旦过度，人就会陷入急躁、浮躁的状态。

　　陈定方：这与我们的社会处于大转型期有关，与社会各方面逐渐增大的压力有关。在此情形下，人们拼搏、挣钱的欲望仍在首位，这与西方发达社会的休闲状态有相当距离。

　　田炳信：就是说西方较发达国家已过了这个浮躁期，开始进入相对平稳、平和的时期，而中国正处于发展期、追赶期，这是一个全民大提速的时期，又是一个落差较大的时期，落差大，压力就大，变形、变态的事物就多。

　　陈定方：人处在拼搏状态时，读书的时间就缺乏保障，而网络的出现对传统的纸媒阅读也有很强的切割作用。那份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显示：1998年国人有上网阅读习惯的比例仅为3.7%，2003年已达18.3%，年均增长达78.9%。而2003年，国人对各种媒体接触率的前三位虽仍为电视、报纸和图书，但VCD（DVD）的接触率已从上次调查的第6位上升到第4位；上网率从上次调查的末位蹦到第7位，其中每天早晨通过互联网了解新闻的网民已达13.8%。调查还表明，2003年，有8.3%的人使用过电子出版物，比两年前的4.4%几乎增加了一倍。

　　书商“串”书坏了千锅汤

　　田炳信：潮流是互动的产物，如果说读者的要求是隐性的，那么出版社的媚俗就是显性的。在这种互动中，出版社占据主要地位，要负相当大的责任。阅读中的大众多处于盲目状态，而出版社则是睁着眼睛在说话，要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、假话、废话，就很可悲了。

　　陈定方：这话有一定道理，就像曾在出版社流行过的“明星出书热”、“哈日热”、“韩流热”、“读图热”等等，热力一消，大量的书便堆在仓库里，造成了很大的浪费，说严重些也制造了大量的精神垃圾。

　　田炳信：“市场的需要就是我们生产、制造的动力和激情”，这句话完全是逐利商人不负责任的口号。出版界也是如此。比如说现在人们崇尚快餐文化，已进入读图时代，但从出版的角度看，真的就已进入读图时代，人们就真的忙得连读字的空闲都没了吗？

　　陈定方：主要还是利益驱动使然。当然，现在人们读书不但要求实用，还要求形式生动、直白，于是就出现了漫画、绘本、傻瓜系列等图文形式。“读图”最早可以追溯到前几年的《红镜头》、《黑镜头》，刚开始时很有新意、创意，销售也确实不错，但发展到今天，“读图”已经很滥了，跟风跟得乱七八糟。

　　田炳信：我看到《二十四史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都有用图来画的，还有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很像上世纪60年代的小人书，只不过印刷水平高些，设计精美些。

　　陈定方：那还是不错的读物了，有些连文字和图都搭不到一块也照样出版了。

　　田炳信：是不是有很多人就靠剪刀加浆糊的办法炮制劣质的精神食粮？

　　陈定方：这种人在出版界不少，原因很简单，扑上一个浪头，还能赚点钱。

　　田炳信：你们行家管这叫什么？陈定方：北方话叫“串”，又“串”了一本书。田炳信：就像串糖葫芦。

　　陈定方：对，就是这种。

　　田炳信：“货卖一张皮，书卖一个题”，其实很多作者并非专业人士，书也不是经深思熟虑写出来的，不过是几个人找一个选题，起一个吸引眼球的书名，然后包装得很精美放到市场上，你买回去一看才知上了大当。最近报纸上也披露有些出版社抓住读者的崇洋心理，假冒洋人之名出了一堆管理学、经济学的假书，大大地赚了一把。“精神食粮”在这些人眼里全是狗屁，这种做法也令本就萎缩的传统出版业雪上加霜。

　　陈定方：以前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，现在是一堆老鼠屎坏了一千锅汤，这令读者本来就浮躁的心理上又加了两个字———厌恶。我听说有个农民就是在家里找几个人编些教科书，居然也能每年搞出几套书来，很恶劣。倒过来讲，他造假成功却未受到惩罚反而赚了钱，就更加肆无忌惮。

　　田炳信：就是说现在很多出版社在市场压力下，以赢利为第一目标，只要能赚钱，在不触犯刑律的前提下，什么事都敢做。

　　陈定方：对，书店也一样，只要能卖钱就上架。

　　书业趋势：价格涨了本子厚了

　　田炳信：畅销书的流行有没有规律？

　　陈定方：有规律，一个卖点一经形成，很多类似的书就会一窝蜂地上。比方说《没有任何借口》畅销后，就冒出很多“这借口”、“那借口”。

　　田炳信：这种“垃圾书”在市场上会不会占到三成？

　　陈定方：唔，没这么高，但一两成是有的。

　　田炳信：现在的书越做越华丽，越做越空壳，图越多字越少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陈定方：我认为追求形式美是不错的，总不能像以前的书那样，封面都像宣传品，但这种追求要适度。

　　田炳信：现在的“注水书”太多，文不够，图来凑。这是思想枯竭的原因，还是利润驱使的结果？

　　陈定方：把行距加大的现象五六年前就有了。中国就有一批这样的书商，好点子不多，坏点子不少。《中国图书商报》的陈斌先生前不久对中国出版业十年数字做了一个调查，发现中国书业这十年来的一个基本趋势是：每种书的印量在减少，价格在上涨，本子在增厚。

　　田炳信：依我看，印量减少是好事，说明社会的多元化，价格上涨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，但本子增厚恐怕就与注水、搭废纸和不良的商业心理有关。

　　陈定方：从陈斌先生提供的2003年统计数字看，使用“中国标准书号”的每种图书的平均印数在下降，已由1994年的58893册降至35163册；每册图书的平均印张在增加，由1994年的4.49印张增至6.94印张；每册图书的定价有较大提高，由1994年的2.85元上涨至8.36元；平均每印张的价格也由1994年的0.58元上涨至1.20元。

　　1亿《毛选》与5万就畅销

　　田炳信：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读书的传统，古语有云，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但现在读书的人数却在下降，这点你怎么看？

　　陈定方：这有两个原因，一是文化大革命鼓吹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对中国文化的糟蹋可谓空前绝后；二是互联网的出现，人们阅读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都说如今已是读图时代，缺少闲心去看那一行行的文字。

　　田炳信：文革十年确实对传统文化破坏很大，偌大一个中国，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十种书其他全都停止发行了，不客气地讲，那是一个对知识极为反动、对文化极为野蛮的时代。到了1978年，当一些国内外的图书重新开禁后，有人半夜就去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买书，那种场景在今日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　　陈定方：那时候人们的阅读是饥渴性阅读，据说连《新华字典》也要排队去买。

　　田炳信：当时的书也便宜，大概就是几毛钱、一块钱一本，77、78那两届的大学生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，像一群下山的饿虎要生吞活剥那些书。那种场景现在的大学里很难见到了。

　　陈定方：上世纪90年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，有次去找我们社长，他说你们现在出书怎么就印几万册这么一点点，我们那时候哪本书不是印十几万、几十万！

　　田炳信：这在当时的确很平常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党内提倡看两本书，一本是《激荡的百年史》，是写日本明治维新的；一本是《第三次冲击波》，结果人人都买来看。而现在可供选择的书多了，根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党政工农兵都看同一本书，这是时代的进步。而且现在出书的周期短，速度也快，据你所知现在全国有多少出版社？

　　陈定方：大概五六百家吧。田炳信：一年能出多少书呢？

　　陈定方：十几万种吧。现在的图书不光种类多，还是全球同步出版，像《哈里波特》、克林顿的《我的生活》都是。

　　田炳信：书的种类多了，印量却少了，现在是不是能卖5万本就称得上畅销书？

　　陈定方：那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　　田炳信：可是退回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5万本算什么呀，《毛泽东选集》一印就是上亿册。

　　陈定方：这是个特例，不可以拿它来比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，印五六十万册的确是很平常。

　　田炳信：这与当下人们面对的热点越来越多有关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只对政治书、外国名著、中国文学感兴趣，所以《艳阳天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欧阳海之歌》一下子就风靡全国，估计都是几百万册地印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印个几十万、百来万的书也有很多，那时人们的兴趣和视野没现在这么宽泛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不但文科的人写诗，理科的人也写；大学里的人写诗，大学外的人也写。那是个激情横溢的年代，诗歌是当时时髦的代名词，人们对诗歌朗诵会的痴迷程度不亚于今天炒股的人们。

　　陈定方：那是个文学时代，作家、诗人的地位都很高。

　　田炳信：人们就像在黑暗的封闭环境里关得太久，给了一点点光，马上就沸腾了。你到过内蒙草原没有？每年四五月份，草原的地是黄的，像骆驼皮一样，小草只有一两厘米高，但哪天突然下一场小雨，转眼间那草就全变绿了，速度之快让人惊诧。就是由于太旱了。那个年代跟这种自然现象很接近。

　　陈定方：你的比喻非常恰当，那种如饥似渴的欲望是因为禁锢得太久造成的。

　　广州地铁难觅读书人

　　田炳信：世界上凡是先进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良好的读书传统，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，也一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，从上到下有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，因为阅读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。

　　陈定方：我在日本和欧洲旅行时就深切地感受到其社会的成熟和国民的素质，不管是在地铁还是酒店，都能看到很多人在阅读。有位朋友告诉我，在俄罗斯的地铁里，大部分乘客都捧着书，车厢就像一个公共阅览室，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很钟爱文学名著，据说《普希金文集》在俄罗斯的总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套，这意味着每5个家庭就有一套《普希金文集》。

　　田炳信：读书成风的情况在许多国家都有，像北欧的丹麦，公共图书馆多得难计其数，每个社区都有，年平均借出图书1亿册，连新生婴儿也摊上，平均每人每年借阅近20册！

　　陈定方：我看过一本书有这么一段评价：在东京的地铁上，有1/5的人在看书，1/5的人看报，1/5的人看杂志，1/5的人看成人小说，1/5的人在睡觉；在台湾就变成了，3/5的人在读报、读书、读刊物，2/5的人在睡觉；在香港呢，是2/5的人在读报读刊，特别是八卦杂志，另外3/5的人在睡觉；在北京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有3/5的人在说话，有2/5的人在偷听别人说话，哈哈……

　　田炳信：夸张了点。

　　陈定方：是夸张了一点，但也真说到了一些问题。我在广州坐过几次地铁，反正没看到有一个人在读书看报———我的职业会让我观察这方面的问题。那个评价虽然有点调笑的味道，但我认为它确实反映了国人的阅读状态。

　　田炳信：有情去喝酒，无聊去读书。

　　陈定方：我们真的还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，你看现在的人们都热衷什么———打麻将，天天打，还通宵达旦，于是前一阵四川省还是成都市发了一个公告说，公务员在工作时间内绝不允许打麻将，这不就是说，有些公务员竟然在上班时间也打麻将？

　　田炳信：中央已发文禁赌，情况要是不严重，涉及面要是不广，也不会下这样的文件。其实任何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，不管好的坏的，严格来说和读不读书没太大关系，读书是一种教化，是潜移默化的累积行为。我看过一篇资料说日本的企业家一年至少要读50本书，我估计中国那些企业家，一般人来讲，一年能读5本的恐怕都不多。

　　陈定方：陈斌先生的调查报告还提到这么一个数据：从1994年到2004年，十年间全国人均购书支出261.26元，平均每年每人购书26.13元，这里已包含了各类图书馆和单位的购书量。每年书业销售额增幅均低于全民消费总额增幅，反之书价增幅却远高于消费价格总水平增幅，特别是在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的年份，书价仍在上涨。这两组数字的对比表明：与社会大背景相比，书业销售不足，书价偏高，人均购书量的下降与此不无关系。这就是全国图书业的一个情况。

　　再一个，现在的企业家都爱看如何提高管理技巧这些书，就更反映出其实用主义的倾向。其实孔子说的“学而优则仕”就含有功利因素，是说你学习好了就可以去当官，也不管对心灵的陶冶什么了。到了现代，这更成为一种不加掩饰的行为。虽然那些技巧也是需要掌握的知识，但我所理解的阅读不应只停留在知识层面，而应该是一种与心灵的接触，是一种上升到人性化层面的东西。

　　“炼身”“炼心”与“炼神”

　　田炳信：现代社会比较紧张，那些因工作、环境及社会巨大变革带来的压力对人的影响相当大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工作之余开始注意锻炼身体，我把这叫作“炼身”。炼身固然重要，但它处于较低的层次。第二种是上卡拉OK厅、茶艺馆，去聊天室、网吧，几个好友聚在一起喝几盅小酒神侃，叫作“炼心”。还有第三个层次，我叫它作“炼神”。炼神就是闭门谢客，静心读书。虽然不是每本书都很有价值，但它却把一个人一生的经验，一生的精华，一生的遗憾倾注在薄薄的几本书中。每当夜深人静、皓月当空之时，你用几个小时和一位逝去的先哲遥遥对话，作心灵的沟通，那种享受是炼身、炼心的人无法达到的。

　　陈定方：在你成长的那个年代，在你最需要精神乳汁的时候却恰恰断了乳，在需要多种精神杂粮的时候却只有单一的粮食。这在你们这代人心灵上投下的阴影，是否一生都难以抹去？

　　田炳信：一个人少年时失去越多，中老年时补偿的欲望就越大，所以读书之于我确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渴望，并将伴随我终生。我一直认为，学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书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多读些专业以外的书，因为各个行业都有各自的精华，读书就是要在精神的探索上摄取五谷杂粮，这样才能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。

　　陈定方：一位哲人说，读书要一只眼睛放在书内，一只眼睛放在书外，这样才能多角度、全方位、更深刻地去审视这个复杂的社会，使自己的思维增加厚度。

　　田炳信：我最近读了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张建伟写的《老中国之死》，写的是民国初年的一些事。在我们的教科书里，袁世凯被称为“窃国大盗”，他在民初当上临时大总统，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，但原来他在当上君主立宪制的皇帝后还颁布了几个条例，正式废除选宫女、留太监等封建君主的做法，还对新的大皇帝家庭立了十条规矩，其中一条是“皇室家人不能与庶民争利”。在上世纪初那个年代，一个“窃国大盗”竟有这样清醒的头脑，这点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。读完这本书你会思考，历史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？这就需要你自己去走出误区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应以一个主动的角色而不是被动的角色去读书。如果我们能深入地思考，而不是只从单一的角度去看问题，你就会发现，有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好与坏，而是是中有不是，不是中有是。书读到一定程度，你就会发现书不能全信，也不能不信。这就是读书的辩证法。

　　陈定方：过去我们的批判多于平直的审视，拷问多于平和的询问，这也是一种不公允。对于做学问，很多专家都习惯把很多普通的、朴素的东西复杂化、理论化、深刻化、玄学化，最后弄得谁也不懂，这也是做学问的一大悲哀。

　　田炳信：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有时间读读书，审视一下自己，审视一下周围的人群和环境，其实是件很好的事。古话说得好，“宁静致远”，书就是达到“静”和“远”很好的载体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，就是一本书加一本书摞起来的历史，书里面真假难辩，精华与糟粕俱在，怎样用自己的慧眼从中读到有益的东西，这就需要一种水平了。

　　好与坏，高与低，雅与俗，成与败，其实就是一种视角，一种态度，一种计算公式，只不过是谁评你，评什么，怎么评。有一则笑话讲：歪头、近视、重听是三位结拜兄弟，村里办了一台戏，他们一起去看。散场后，他们私下讨论，歪头说：“演技还不错，只是戏台歪了点。”近视叹息道：“今天戏唱得可圈可点，只是造型差了点。”重听摇着头：“以我看来，整体都很棒，只是声音小了点。”笑话透露的恰恰是当下一种真实的情绪，有一万个人读书，就有一万种说法，谁都说得在理。

　　读什么？怎么读？读多少？只凭你自己的时间、需要、眼光和意念。

　　还是那句老话：一犬吠形，百犬吠声。见者少，闻者多。这中间是一个繁茂、暧昧、绵长、迷糊的过渡带。